“她”也行!上海乡村阿姨逐渐登上社区治理舞台

发布日期:2021-11-18 20:29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阿姨总是穿一条蓝色的土布围裙。里面可能是枣红色棉袄,也可能是绣花的褂子。她的脸晒得黝黑,还顶着一头花白的蓬发。奇怪的是,明明上了年纪,却没有几条皱纹。

  因为生活在上海的农村,阿姨还是照老一辈人的说法,管进城叫“去上海”,说完又在心里犯嘀咕,自己也是个上海人呀。

  这些年,上海乡村振兴工作影响着每一个农人。阿姨更是经历深刻变化的一族——

  不断植入到乡村社区的各种为老服务和活动场地,让她们也有机会跳广场舞,学用智能手机,有人还因此成了“一代股神”。

  曾经孤芳自赏的家庭技能,有了展示的舞台。她们不再只是谁的妈、谁的媳妇,活出了一个“我”字来。

  阿姨甚至真正成了村庄的主人。许多村干部说:现在哪个村子抓住了阿姨这个人群,就是抓住一座村子治理发展的主要矛盾。

  而今阿姨们有的是新鲜玩法,唱歌、跳舞,写字作画,“DIY”新潮小摆件,其行动力也感染了大爷。

  秀珍的头发稍有些稀疏,脸却瘦削光滑。她说自己76岁了,可谁敢相信?秀珍乐了,笑出一口整整齐齐的大白牙。那就更没人信了。她的家,是上海奉贤区金汇镇金星村里一栋很老很老的房子,面积却足够大。

  上海这些年在乡村推广家门口的睦邻点建设,目的是让老人有更多可就近活动的场所。秀珍自愿把自家的客堂间分享出来,作为金星村睦邻点,供老人们来这儿闲坐、聊天、打发时间。

  同村的雪芳退休3年了,今年刚过61岁,是一群阿姨里的“小妹妹”。光聊天不解闷儿,她便自己组织了一支草台班子,玩民乐。

  乐队七八个人,40年前都是村里有名的“文青”。其中一位赵永贤大爷,二胡拉得最好。原先在自家宅基上拉,后来到老年活动室拉,现如今有了雪芳这个热心积极的“经纪人”,便经常组团去周边各村“巡回演出”,是有“粉丝”的角儿了。这不,前不久乐队演到秀珍家门口,半个村的人都去围观了。

  阿姨中不乏乐迷,为了老姐妹“追星”,秀珍把自家院子洒扫干净腾出来作为舞台,还支使老伴儿用陈年废木料现打了20多把小椅子,摆入观众席。

  曾经“阿姨”是一个家庭的基石,一日三餐,洗晒洒扫,总不离自己家的小院。而今阿姨们有的是新鲜玩法,唱歌、跳舞,写字作画,“DIY”各种新潮的小摆件。

  阿姨的组织力和行动力,有时会感染大爷。几十里外的南桥镇六墩村上,65岁的桂芳发起一个老年骑游队。只要天气晴好,一队男女老人就踩着自行车赶早出发了,常常骑到傍晚才回来。

  身为本村睦邻点的掌门,华连算是把手头的人脉资源给盘透了——退休教师王大爷,受邀来给大家讲时政课;潘阿婆擅长文艺,专门负责教合唱。华连家临街的院子里,常能看见一群阿姨,带着几个站在后排的大叔一起做早操。

  华连不光是个社交家,情商也出众。村里老阿姨的私房话,都愿意同她分享,就差开一档情感节目了。

  “今天我又和我老公不开心了……”听完这位70岁老太的抱怨,华连平和地劝:“没听说老年男人现在也有更年期吗?你老公可能也不是故意的。”老太很快眉头舒展,反过来心疼起自家丈夫。

  如今各村总有那么十几位阿姨,每天都到睦邻点“打卡”。前一天说起谁谁家儿子的故事,话到一半,该回家烧夜饭了。阿姨也不留恋,反正第二天一早,大家还是要见面的,比上班还准时。

  秀英微信里加了两百多好友,三十几个群。只要有消息,她都认真回复。其“学习强国”积分一直居前。

  阿姨瑞英轻易不会告诉外人她的商业秘籍。但在奉贤区南桥镇华严村,谁人不知她是“商界女大佬”?

  她凭一己之力接下了给航空公司穿工作吊牌的业务,带着村里五六个阿姨一起干,每人赚了一笔数额不菲的零花钱。

  瑞英展示了一下工作流程:拿起一张工作吊牌,在机器上打一个圆孔,再穿进一根棉线,打结,完成一个赚两分钱。

  阿姨们反正是要聚在一起聊天的。一面聊,一面做着生意。去年一年,每个阿姨都拿到钱了。

  瑞英自己赚了两万,她拿这钱炒股去了。每天起床干完家务,70岁的瑞英便麻利地爬上二楼,打开电脑里的炒股软件,投身到自己的资本江湖中去。

  如今上海许多乡村都给老人开设智能设备的教学课程,瑞英会操作电脑,并不算稀罕事。奉贤区最靠近海岸线多位老太太已经把微信和支付宝的功能学完了。下一节课,是学抖音的使用方法。

  76岁的秀英是其中佼佼者。“学用智能手机我可不是为我自己哦,主要是孙女19岁了,我怕跟她说线节课,但说出来的话,不是老法师绝不敢这么“嚣张”:“我这手机4年前买的,4G现在不行了,都出5G了……家里没有WIFI,儿子给我办了20个‘G’的流量,每月都能用完。”

  秀英微信里加了两百多好友,三十几个群。只要有消息,她都会认真回复,要是逢年过节,还会仔细斟酌一下话术,短则编个上下联,长则一篇小作文。

  秀英的头像,是自己43岁时的样子。穿一件白衬衫,斜靠在沙发上,旁边还有一盆常青的绿植。她说自己的微信名叫“快乐老人”,“照片就不能再用老人的样子了。”发朋友圈,秀英也有偶像包袱:“选好看的风景、美食,转发文章要体现文化水平。你看我发的,都是政策解读……”“学习强国”是秀英最喜欢的学习软件,学习积分已达20000多。

  上海乡村近年来还建设了不少集“办事、养老、医疗”等功能于一体的家门口活动中心,给老人的晚年社区生活提供了诸多便利。奉贤管它们叫“生活驿站”,也有的叫“市民中心”。

  只见振芳师傅一个马步向前,蓄势如弓,发力如箭,拍案而起时,面团已经揉得圆润发光。周围一群人紧跟着练把式,手中面团不一会儿就有了各自的形状。许多阿姨在振芳这儿学了一身蒸包子的手艺,回到家便忙不迭给老伴加餐。而寡居近30年的振芳,也终于不再孤芳自赏,曾经作为饭店面点师积累的技能,又一次有了用武之地。

  现在振芳忙着呢。“镇里只要有面点教学活动,都是我去。今年春节前,就有七八趟吧。”

  邻里纠纷的化解、自治活动的开展,阿姨不光有了展现自我的机会,甚至常常比男性做得更好。

  “这些年我们也一直在关注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女性角色。”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马流辉告诉记者,随着乡村治理进入新阶段,登上舞台的治理者不再有鲜明的性别标签,关键在于能否为村民提供所需的服务。

  与大多数地区的乡土社会一样,曾经的上海乡村,是以“男性主导治理”为基底的——传统农村家庭仰仗土地生活,家庭分工决定了身体强壮的男性更多参与社会治理。

  不止一位村干部回忆,10年前,在绝大多数农村,村民小组长都是由男性担任。

  随着土地承包制度的转变,上海农民实质上摆脱了作为农民的职业身份,在社会保障和其他收入的支持下,过上了闲适的田园生活。

  再加上当下乡村治理中面临的诸多议题,不再是土地生产的组织动员,而是邻里纠纷的化解、自治活动的开展,阿姨不光有了展现自我的机会,甚至常常比男性做得更好。六墩村33个村民小组,5年前还全都是男性小组长,现在有了5位阿姨。

  华严村党总支委员徐凯告诉记者,这些年本村村民票选出来的22个村民小组长里,阿姨占到近一半。

  一户人家宅基地赶上拆迁,地上房屋却在20年前卖给了别人,拆迁后钱怎么分?当事两家不信拆迁办,不信律师,却偏要瑞英帮忙拿个主意。

  瑞英身材健硕,站在人群中眼神犀利,听罢叙述一把拉住房东的手:你当年一万块钱就买下了人家的房,现在能分一二百万,已经是天上掉馅饼了,知足才有福气。

  扭头又冲着宅基地的主家:拆迁款你拿大头,已经是占到便宜了,人不能心太贪,老也老了,再多就用不光、吃不光了。

  “阿姨通常能文能武。上门劝说拆违,比男村民小组长更磨得开脸面,‘磨功了得’。外来人员信息登记,又比男村民小组长显得慈眉善目,是我们工作中的好帮手。”徐凯说。

  秀珍家院子背后,就是金星村里去年修建的口袋公园。村集体收入有限,口袋公园绿化、设施的维护,王少华拜托给了秀珍。不敢说一呼百应,但只要是公园里的杂草长高了,凉亭积灰了,秀珍一个电话就能叫来五六个同村的老太太。一上午,捡垃圾、除草、洒扫凉亭,动作十分麻利。

  “我们没工资哦。”秀珍这话可不是抱怨,相反,还有几份自豪。老闺蜜们愿意无偿来捧自己的场,这是多有面子的事。

  当然,参与村里的自治工作,阿姨倒也不是为了卖谁的面子,归根结底是为了自己痛快。“只要一说打扫公园是为了夏天没有蚊虫,大家用得舒心;整理宅前屋后是为了住得更干净,出租屋能有个好价钱,阿姨们都是乐意且积极的。”王少华说。